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找到新的增长点，我们不可能盖更多的房子，我们的出口不可能有很大的增加，能维持现状就不错了。

三是通过多种手段扩大内需和调整经济结构。虽然全球市场受金融危机影响出现收缩，但国际贸易不可能停止。

目睹着华尔街出现的支付危机演变为信用危机，然后是信心崩溃，国际虚拟经济危机很快传导到实体经济，美国的金融危机也很快席卷发达国家，并向全球扩散。由于诸多政策快速出台，人们都在等待下一个政策，因此推迟了投资决策的时间。（三）宏观经济可能出现的波动 2009年甚至2010年的宏观风险无疑是实体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第二波的冲击*本文节选自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提供的背景报告。中央银行连续五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其中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累计分别下调1.89和2.16个百分点，大幅度减轻企业财务负担。

同时，在一些国家使用汇率贬值政策时，高度重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防止出现贬值预期，形成可靠的货币锚。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之后，各个国家曾一度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使得当时的危机深化，延长了世界经济复苏的时间。(85) 第三，尽快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

(37)正是意识到SDR潜在的超主权货币特性，中国在提升SDR作为国际官方储备货币地位过程中积极发挥作用，以使其逐步取代美元成为国际汇率调整的基准，借此制衡美元。这是金砖国家迄今为止在该问题上所发出的最为严厉的言辞。银行总部设于上海，同时在南非设立非洲区域中心。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日本提议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Y)，这是日本提出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倡议，有利于为日元在东亚的国际地位夯实区域制度基础，但这一制度创意很快被美国打掉，再次证明了日本在制度创建方面能力的有限性。

在分析国际制度对于护持国际货币地位所具有的重要作用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中国政府为服务人民币国际化和区域化所展开的一系列国际制度建设和改革的努力，分析其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并探讨其在宏观层次上所带来的国际后果。(13)Servaas Deroose, Dermot Hodson and Joost Kuhlmann,"The Legitimation of EMU: Lessons from the Early Years of the Euro",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4, No. 5, 2007, pp. 800-819. (14)关于特别提款权的研究，参见Peter B. Clark and Jacques J. Polak,"International Liquidity and The Role of the SDR i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IMF Working Paper No. 1, 2002。

(36) SDR作为一项国际储备资产，不仅能在短期内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国际收支清偿需要，而且能够避免单一依靠美元资产所存在的各种风险。各国投票权与承诺出资额挂钩，但为兼顾各方诉求，设5％的基本票由五国均分。不过，对于俄罗斯的建议，国际上没有任何反响，直到周小川提出建议，国际舆论才开始广泛关注。在国内层次上，一种货币的使用不会受到短期经济波动的干扰，其原因在于该货币受到政权强制力的保障，除非该政权倒台，否则不可能有其他货币对其产生替代。

(25) 总之，国际货币发展史已经充分表明，强大的国际货币需要坚实的国际政治基础加以保障，尤其需要有利的国际制度提供保护。(3)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和高级领导层选举应遵循公开、透明和择优原则。【内容提要】 2009年，人民币开启国际化进程，拉开了人民币崛起为一种国际主要货币的序幕，这被认为是21世纪继欧元诞生之后最重要的国际货币事件。除了在货币成长阶段提供合法效应助推货币崛起之外，国际制度还可以在货币维持阶段发挥锁定效应，强化国际市场对其产生路径依赖。

2009年以来，中国围绕人民币崛起展开了一系列国际制度外交，同时包括改制和建制两方面的内容。以谋求通过搭乘制度便车来收获各种红利。

这两大区域金融机构的建立，标志着金砖机制的内部货币合作取得重大突破。在其100亿美元的资本金中，中国拟出资80亿美元，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分担其余20亿美元，但这一建议因未能得到俄罗斯的赞成而被暂时搁置。

相比之下，美国在二战结束后进行大规模建制的努力之时，其正挟大战胜利之威而处于全球政治领导能力的巅峰时期。经过多年的准备，以及在美国金融危机的促使下，2010年3月，一个规模达到1200亿美元的东亚外汇储备库正式生效，其中中国和日本分别出资384亿美元，各占储备库总额的32％，同为最大出资国。直到最后，印度还在与中国争夺开发银行的总部地点。日元自1984年开始迈入国际化进程，到90年代中后期，日元的国际使用在获得了一个短暂高潮之后，其市场表现却进入了一个不升反降的周期，美元重新收复了被日元所侵占的失地。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对IMF的改革及其有效性、合法性、信誉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五、结论 无论是在货币崛起还是在货币维持阶段，都离不开有利的国际制度所提供的帮扶作用，国际制度是支持货币国际地位的重要政治基础。

不仅如此，此次峰会还同意建立初始规模为1000亿美元的应急储备安排，以建设金融安全网。在中国的努力下，2010年，IMF和世界银行都做出了份额权改革的决议。

人民币作为一种赶超货币，面对货币同侪特别是霸权货币的竞争压力，其国际地位的提升不能仅仅依靠市场自发力量的带动，还需要中国通过积极有为的货币外交为其夯实政治基础，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旨在改革既有和另辟新建的国际制度外交。③在此基础上，一些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学者指出国际制度主要服务于主导国的战略利益，它是权力护持的工具。

③对于制度非中性，参见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载《改革》1994年第2期，第85页。⑥这两类具有不同知识结构的学者群体均没有将国际货币的成长和维持与相关国际制度联系起来，从而构成了关于国际货币研究的重大缺失。

目前，中国在推动和强化上合组织货币合作方面，有以下几个着力点： 第一，通过加快成员国货币互换，加强区域金融自救机制建设，并适时将双边货币互换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多边化。而日本和西欧都是在美国既有制度体系下实现的崛起，也未能对美国领导的制度体系构成挑战。中国政府双管齐下的努力既获取了成功，也遭遇了挫折。(95)作为新制度，它们也蕴含了中国的改制决心：如果既有的制度改革依旧停滞不前，中国就要另辟蹊径、联手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新的制度建设，通过由此产生的制度竞争，来倒逼国际社会接受人民币的崛起。

(43) 首先，美国有重新强化G7而冷落G20的趋势。不仅如此，这些机构和机制还将为人民币增加国际使用提供技术上的便利。

(97)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第6～32页。除了这些正式的制度设计，非正式的制度也能为国际货币提供重要的合法性基础。

相比金砖开发银行，亚投行将更加鲜明地打上中国烙印。(16) 第二，相关的国际制度安排还可以对守成的国际货币产生锁定效应(lock in effect)，从而有利于其国际地位的维持。

国际制度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础上，一项具有合法性的国际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意味着该制度具有规定和统治的权力，这种权力能够得到制度参与者的一致认可和自觉遵守。首先，提升中国在IMF等国际金融治理机构中的份额权(包括与之相关的投票权)。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起航以来，中国一改昔日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韬晦角色，开展了一系列制度改革的努力，以反映中国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利益和权力诉求。例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大国际金融机构仍然由美国主导，而且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2009年人民币国际化的序幕正式拉开之后，中国政府一方面通过一系列国内制度改革来释放人民币走向海外的市场活力，另一方面对外展开了积极有为的货币外交，包括争取更多的货币合作伙伴和建设对己有利的国际货币区域/全球制度，以为人民币崛起夯实政治基础。(53)在2012年新德里峰会上，金砖国家明确表达了欢迎发展中国家提名候选人竞选世界银行行长。

(49)这等于变相否定了人民币加入SDR的可能性，也表明美国政府无意改变现有的制度体系。首先，在合法性问题上，东亚外汇储备库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金砖应急储备机制和金砖开发银行，外加三大制度框架下正在快速发展的本币结算，是在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在全球层面既有机构和机制改革步伐缓慢的背景下成立的，它们共同宣告了美元作为主导国际货币和美国领导的既有机构和机制出现重大了合法性危机。

(70)李巍：《东亚货币秩序的政治基础——从单一主导到共同领导》，第42页。(66)刘文革、林跃勤：《金砖国家货币合作之路》，载《国际视野》2013年第1期，第86～90页。